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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姜维平：薄熙来是一个危险的演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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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2 Aug 2011 11:53:18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category><![CDATA[会员新作]]></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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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7月26日，重庆媒体大肆宣传了一条新闻，说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领导张轩等人，会见了香港大学生重庆社会实践团和台湾青少年“同根同心”重庆行访问团一行。这表明薄熙来不仅要争取年轻一代的支持，而且还要继续向海外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便稀释众多媒体对他真面目的透视，文章表示，聊感悟，说体会，谈理想，话人生……市委办公厅会议室内，话筒往来传递，青春激情四溢。一个半小时掌声不断，笑声不断。这种场合笔者似曾相识，薄熙来在大连工作期间，也是如此刻意地忽悠了媒体和强奸了民意，现在故伎重演，如同一幕古装戏一样，已使有点记忆的人们，耳熟能详，薄熙来这个中国政治舞台上演技高超的演员，正在伴着红歌和血雨，走出大幕，走到看台的中央，每个中国人都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到了！ 薄熙来是目前中南海高层领导人当中，长相最潇洒，语言最善辩的人物，假如你只听他表演，他的确很有魅力，但假如你和他相处久了，就会感到，他的人品是最阴险而卑劣的，他的滔滔雄辩不过是遮掩政治野心的道具和烟幕弹，他没有事非标准，他所做的一切都以升官发财为目的，都以实用为转移，但由于他讲的比唱的还好听，所以很容易欺骗两种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年轻人，你看，记者描写的情节，是多么动人啊，他说，“很高兴见到小朋友们，重庆是个好客的城市。”看到满屋子笑盈盈的港台学子，薄熙来和大家亲切地打招呼。他还说：“别看今天热，其实重庆气候宜人，一年中最闷热的也就几天，全被你们赶上了。不过，我也理解，活动组织者就是想要锻炼一下大家。”一席话，使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就是在这种笑声的感染下，涉世不深的学生们在思想上解除了对他的戒备。 文章报道说，香港大学生重庆社会实践团团长、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彭璐斯，第一个接过话筒。她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在重庆生活的一个多月，我实现了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比如第一次吃老火锅、酸辣粉，第一次参加‘三进三同’，第一次参加万人唱红歌。”我想，重庆邀请这些大学生，一定费用都是当地政府出的，这也是老百姓纳税的钱，既便是家常便饭，加上住宿交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薄熙来绝对不能让这笔钱没有社会效益，所以，记者这样写道，薄熙来感兴趣地问：“你们也参加了‘三进三同’？住在老乡家里了么？住了几天？”彭璐斯响亮地回答：“住了三天两夜！”薄熙来表扬说：“这可不简单。有不少人到重庆参加‘三同’，‘同劳动’还可以，就是累一点嘛；但‘同吃’就比较困难了，心里会嘀咕，这饭菜怎么吃啊，碗筷不干净吧？而‘同住’尤其困难，与城里差太多了，味道就不行，很多人不适应。你们能住上两夜，也真难得！有了切身体验，印象会深刻，会终生难忘这两夜。”果然，心灵纯净，天真浪漫的孩子们中了圈套，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薄熙来一步步把他们引入了红色陷阱。 新华社的报道说，彭璐斯频频点头说：“薄书记说得对。我还有一些体会。如果用两种颜色来形容重庆，那就是‘红’和‘绿’。不少香港人对重庆唱红歌不了解，来了之后才知道，其实红歌不只是革命歌曲，它代表了激情，充满了力量，我们学唱红歌，爱唱红歌，亲身体验了红歌中蕴含的精神和力量，还要把红歌带回香港，让更多的香港人分享。绿色代表着健康，充满了活力。我们和市民一起，在广场上、公园里跳坝坝舞，很开心，很享受，真正感受到了‘健康重庆’的魅力。”我看，记者是在借孩子们之口为所谓的“红歌”辩护，其实，彭璐只要读了我最近写的《李俊惊爆薄熙来打黑内幕》一文，就知道薄熙来人格分裂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愕然的程度，试问，“红歌”中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内容不用说大学生，连小学生都知道，可是，他是怎样把民企老板李俊打成黑社会的，又是怎样把他抓起来转给成都军区的，最后，又是签定了什么不平等的条约，转走了4000多万元的？薄熙来敢公开否认这一惊天大案吗？他的目的是巴结铁哥们张海洋和成都军区，而和部队结好是为了夺权，薄熙来为什么不把这事讲给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听呢？！ 我们知道，高超的演员总是能说会道的，但包藏的祸心却总是阴暗的，薄熙来说，“红歌”是健康、向上的歌曲。年轻人朝气蓬勃，有理想，有追求，千万不能年纪轻轻就委靡不振了。我们唱红歌，唱的是爱国的歌、救国的歌、强国的歌，《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哪一首不是志士仁人的内心呐喊啊？抗战时期香港沦陷，不少港人也来到重庆，就是高唱着抗战歌曲。唱红歌还有个好处，就是好学、好唱、好普及，小广场里，我觉得，重庆‘热得不得了’，一是重庆人非常热情，二是重庆非常热闹“。 对此，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他讲得是什么意思，是在鼓动年轻人救国吗？不是，是在告诉别人，中国已经沦陷了，只有推举他为领袖，才能振兴中华，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是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坐失政改的良机，使各种社会矛盾云集积化，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温家宝，汪洋等人正在把历史向前推动，他和吴邦国等人正在朝后拉动，而胡太软弱，正在左右摇摆，中国空前危机的时刻到了，如果薄熙来上台，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将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此，香港和台湾的上述的孩子们还沉浸在重庆的热闹中，不知薄熙来的用心所在。真是令人悲哀！ 薄熙来到底是不是一个政治骗子，我一个人的观察或许有所偏差，刚好我今天收到了住在温哥华的一名网友的来信，几乎每周我都收到一两封类似的来信，但象他这样曾在大连工作过的外商却是仅见，好在文字不长，语句也简单，我不妨把原文引述如下： Hello Weiping, I have read quite a few of your articles about “Bo Xilai”. I must say that I can not agree with you more. Back in 1995, 1996 while I was on business trips to dalian, I noticed that one of the slogans I saw on th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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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  平：这该叫什么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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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2 Aug 2011 11:51:45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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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韩寒写了篇文章“脱节的国度”。这篇文章不但很犀利，而且相当深刻。 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些台上的人，说来和我们算一代人，当年一起同过学的。他们念书的时候并不坏，怎么一上台变得那么坏呢？以他们的知识和眼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是坏事，是错误的，非法的，即便按照他们自己制定或通过的法律或政策，也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那他们怎么还做得下去呢？他们怎么就不内疚不羞愧？他们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要说在一二十年前他们掌握的权力还不够大，上头还有老革命压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现在老革命都死了，现在的权力都在他们这批人手里了，那怎么还这个样子呢？ 韩寒的文章给出的一个解释是：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军队，他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可是他们竟然没有那么做，多开明啊，多不容易啊。你们不知感恩，反倒要他们谢罪，真是岂有此理？“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的厉害，别不知好歹；如果你知难而退了，他们就可以放你一马。多仁慈啊，多公正啊。 这就使人想起那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意思是，你身上带着杀人的凶器，自然就会产生犯罪的欲望和冲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道理。 坏人做坏事多半都要给自己找出一些理由，他们首先要说服自己，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做的并不是坏事。办法之一是“比坏”：你批评我们坏，还有比我们更坏的呢。我们还可以更坏得多呢。因此我们就不算坏。我们本来可以更坏而我们没有那么坏，这还不算好吗？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提出过一个重要概念：“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曾引起不少争议，姑且不论）。阿伦特发现，很多在第三帝国期间作恶多端的纳粹分子，本人其实平淡无奇；若是放在正常社会也会是个正常人。这种人的问题是不动脑子，上头命令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用“平庸的恶”去解释很多中共官员的行为，但至少不能用它来解释那些身居最高权位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头”。那么，象他们这种恶又该叫什么恶呢？这是一个亟待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按照现居法国的华裔学者陈彦的说法，如今的中共统治集团是“自觉的极权主义”，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极权主义。他们早就没有了昔日狂热的信仰，也没有了当年极端的残忍；然而他们并没有回归到人道人权，没有回归到普世价值。也许在八十年代，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一度这样回归过，六四事件则使他们转向了犬儒主义。现在的他们，什么都不信，只知道牢牢地控制住权力。 按说，今天的中共统治集团，既没有意识形态做纽带，又没有强人领袖可敬畏，那么，是什么在有力地维系它的统一呢？依我看，那就是犯罪，共产党的坚强团结是靠共同的犯罪感造成的。除了政治上的镇压异己，更有经济上的化公为私，贪污腐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实行民主后会遭到清算，因此他们就会对民主改革采取强烈的敌视与抵制。 很多人都说，如今中共中央越来越没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好的政令常常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坏的政令却往往所向披靡，还能一竿子插到底，大家还是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例如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有不少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本人或者亲友都是炼法轮功的；如果你私下和官员交谈可以发现，几乎没几个官员赞成镇压法轮功。但是镇压法轮功的政令硬是能贯彻得下去，即使江泽民退位了，病危了，也看不到有什么迹象要有所改变。 韩寒文章里提到：“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回到我文章的题目上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当今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看看他们的恶到底是哪一种恶。这不但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FA）]]></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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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李奉先：国父孙中山到底是不是汉奸？</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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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2 Aug 2011 11:50:48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category><![CDATA[思想视野]]></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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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时下，给历史人物戴上汉奸帽子，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汉奸帽子满天飞，飞来飞去居然飞到孙中山的头上！ 这种境况，令人心忧。本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看看他有没有推动历史进步已足够了。丑化孙中山卖国，好比美化秦桧该杀岳武穆，有此居心者，其心可诛，其人可恨。 笔者认为：当下，对孙的批评固然正常，伟人也须走下神坛，但评价他除了要有雅量、要诚实与宽容，更要有平等、客观、公正、规范的求实精神。存在任何附加值的意识形态及个人好恶，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此现象，倘若不逐条廓清本原，势必会对正在成长期的青少年及下一代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有人说孙中山反清时期和日本黑龙会频繁勾结，称“汉奸”恰如其分。事实上，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经多次转型，结合那个时代，他早期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他要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的是维护大汉族利益的革命政权。毕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人，握有实权，他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关系也只是私交，也只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或同情进步势力，或有个人政治目的，看不出孙文本人具体落实了哪些口头承诺。 政治家搞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更深谙机变之道，说一套做另一套，只要能推翻晚清政府就足够了。这毕竟是他的早期政治活动，身单力薄，形势窘迫，足可理解。 如果因这一问题而上纲上线，那圣雄甘地、真纳他们岂不都是“印度奸”了？华盛顿联合法国打击英殖民军及本土势力，他岂不也成“美奸”了？ 有人说他出卖东三省是为了和袁世凯争权，我们研究历史找不出史料上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势必触犯不同政治集团或个人的既得利益，甚至上升到情感恩怨。成王败寇，虚虚实实，每一个英雄的谢世后，反攻倒算活动，便纷至沓来，这样的史实，屡见不鲜。 有人讥讽说“三民主义”，仅口号而已，民族是袁完成的，民权被和谐了，关于民生部分全是扯淡。这论断实在偏激，民族乃是南北合力，民权得到了尊重，谈及民生，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伟人一刹那就能完成的，那不过是经济水平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得有所探索，有所尝试。再说，这个汉奸帽子，有何关联？ 有人诬陷孙后来不再提及民族主义。难道孙在《临时约法》里没有赞成五族共和吗？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不是做的更好吗？ 有学者居然认为日本人入侵中国，也是孙之过。说孙给中国留下一个“共和不共和、封建不封建、中不中、西不西的四不象”中华民国。这样论断荒唐可笑，孙能保证自己的自然寿命永不停息，中华民过的未来岂能由个人所左右的了？ 有人大骂孙欺师灭祖到处找人借钱闹革命。孙欺侮了哪个师又灭了哪个祖？如果你没有财力，仅靠嘴皮子就能积蓄力量吗？哪个英雄不吃饭？哪个英雄的肉体已百炼成钢？何况“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他没法与老袁比，人家是个改良派，家大业大。他为了反清也为了吃饭，当然找财阀了，甚至为了条件交换，孙卖房子没了房子，卖自己的地没了地。 可以这么说，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唯一为实现真正民主政治而终身奋斗的革命家。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尝试，他没有进行小修小补的所谓改良改良，而进行真正的波澜壮阔的实质性革命！为此，他奔走不息，殚精竭力，乃至积劳成疾，过早离世…… 秦穆公曾叹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论功绩安能细论小节？唐太宗弑兄屠弟，不照样可当天可汗？一部分人吹毛求疵，以博哗众取宠之娱，焉不悲哉？ 国父遭骂，实乃国家蒙耻，民族蒙羞！ 国父泉下有知，情何以堪？ （凤凰博报） &#160;]]></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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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刘逸明：毒物逼迁彰显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人性缺失</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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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2 Aug 2011 11:49:49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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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7月18日凌晨2时30分，深圳市南山区大新社区花屋巷的数百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亮灯后发现家里的地面、墙壁、蚊帐上爬满了成百上千只蝎子。截止18日下午1时，蝎子基本被清除，路边的蝎子尸体被打扫成堆，粗略称重后得知，这些蝎子竟有20多斤。 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俗称“五毒”，一般人在看到这些毒物的时候都会胆战心惊，尤其是在碰到蝎子或者蛇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会惊出一身冷汗。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面积越来越大，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如今，要想在城市里一睹“五毒”的风采，估计是难于上青天。就像我这样的生在农村的人，也只见过“四毒”，和蝎子一直无缘相见，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五毒”均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蝎子作为五毒之首，在中药市场上更是供不应求。在一般的城市，除非是在市场上，在一般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看到蝎子。深圳大新社区为何在一夜之间出现这么多的蝎子？显然，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的恶作剧。在看到成百上千只蝎子时，社区居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此为开发商所为。 据悉，该社区的居民房屋都很破旧，开发商一直觊觎这块地，虽然经过了多次谈判，但最终仍未达成一致，双方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居民们之所以不愿意搬迁，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那块地，而是开发商愿意付出的补偿金太少，如果同意搬迁，拆迁所得的补偿费用完全无法满足他们购买新房的需要。全国各地的拆迁纠纷，原因几乎都和这类似。 在这个意识形态僵化的一党专制时代，中国人普遍缺少创新力和想象力，不过，中国人在为非作歹和弄虚作假方面的水平却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拆迁、征地的事情数不胜数。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穷不可跟富斗，富不可跟官斗”，虽然不少民众的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但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不过，在民众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仍然有不少民众不畏权势，勇于抗争。 为了达到成功获得土地的目的，开发商苦心孤诣，想出了各式各样的逼迁方式。或是威胁，或是暴力袭击居民，或是断水断电，或是挖壕沟和堆放垃圾。以上这些方式还算仁慈，有时候，开发商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拆民房，放火驱赶居民。近两年，开发商更是想出了一般人想不到的奇拳怪招，那就是放毒物逼迁。在深圳的毒蝎逼迁事件之前，广州等多个城市就曾出现过毒蛇逼迁的骇人听闻。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捕蛇者说》 一文中讲述了捕蛇者的悲惨境遇，里面有一句千古流传的名句，那就是“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如今，这句话可以改成“开发商之毒有甚是蛇者”了，因为没有蛇蝎心肠的开发商，是绝对干不出放毒蛇、毒蝎逼迁的事情来的。 大新社区的居民证实了公众的猜测，毒蝎果然系人工放置。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凌晨2时许，我看见一名二三十岁的男青年手拿一个木桶，把里面装的东西倒在花屋巷拆迁户的门口和窗台上。我觉得可疑，便找来手电筒一照，发现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蝎子。”有居民怀疑，放置蝎子的男青年很可能是开发商指使的。显然，这种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 事后，相关开发商坚决否认派人放毒蝎子，声称他们跟广大居民一样，都是受害者。他们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嫁祸，别有用心。而目前作案者可能有几方面：一是有开发商看见有肥肉到手，故意搅局，争抢项目；二是不排除有村民为了获得更高赔偿，自导自演“放毒蝎子进家里”；三则有可能为了报私仇。开发商的想象力和辩解力太强了，第一条说明房地产开发的确可获得暴利，否则就不会有人搅局；第二条显然是在以己度人，开发商自己卑鄙龌龊，便把居民想得和自己一样；第三条更是荒唐可笑，谁能和社区的上百家居民有仇？如果真的有，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仇恨？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今的中国更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这从开发商的逼迁手段便可见一斑。在继毒蛇、毒蝎逼迁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毒气逼迁的事情，只要房地产行业继续维持官商勾结的这种现状，我想，毒气逼迁，甚至是暗杀逼迁的事情就不会太遥远。 2011年7月21日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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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方绍伟：“儒家宪政”与三套“政治话语”</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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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2 Aug 2011 11:48:23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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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政治话语”是区别于“日常话语”，并以特定“政治哲学”为背景的语言约定。在当代中国，最主要的“政治话语”包括“儒学话语”、“西学话语”、“马列话语”三种。由于这三种话语都有自己的习惯约定，不同的人又不同程度地认同了这三种话语或话语组合，所以，人们的话语交流就可能出现“鸡同鸭讲”或“话语不通约”的现象。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当中国从相对封闭、并以单一的“儒学话语”为基础的社会，进入了相对开放、并以三种话语相互交流的社会时，“话语不通约”的现象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话语人辩论实质问题？“话语通约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回避实质问题的借口？ 1，“话语不通约”的错误 本文的讨论是从我的“要不要再次&#8217;打倒孔家店&#8217;？——秋风的&#8217;儒家宪政&#8217;是谎言”一文引伸出来的。该文的分析涉及三个层次：第一，儒家理念中有没有宪政和自由？第二，儒家理念的宪政和自由是什么样的宪政和自由？第三，讨论儒家理念中的宪政和自由是什么目的？在随后涉及“话语通约问题”的讨论中，“话语不通约”本身被完全绝对化了。 杨晓刚写的“与方绍伟先生谈儒家宪政问题”一文说：“这种冲突实则就是东西文化冲突，根本就不是在同一平台上的冲突，从概念上讲就不是同一种概念，那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毫无意义”。网友“rwq0194”说：“儒学与孔家店之谓，本是一个无法用西方逻辑学去解析的东方话语系统”。网友“煮酒江湖”则说：“中西方不是一个文明体系，为什么要用西方伦理传承下的语境，解释中国？中国自己的学术已经被西方学术解构啦”。 这些批评者觉得已经抓住了什么被忽视要点，所以我们马上能看到他们油然而生的自豪。例如，杨晓刚说：“以方先生和学识，对这一问题应有足够的认知才对”：“rwq0194”说：“您的一番评论，就好像当年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更像是一个西洋人在品评中国文化，是把本来需要捏在手里的馒头装到本应该盛水的杯子里去的感觉。激进能不能解决问题？”“煮酒江湖”则说：“简单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说&#8217;中国话&#8217;啦”。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他们对“译不准原则”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他们的自豪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商榷的自豪。网友“道林格雷”替我作了分析：“中文所用的表达方式是具象式，逻辑方面相对要弱很多（并不是说不能表达逻辑）。具象方式表达出来的是作者所要传达的&#8217;境&#8217;，可以是语境，也可以是其他种种描述性的境，等等。西哲的语言学也已经逐渐转向语言背后所指的&#8217;物&#8217;. 如果承认语言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那么用承载思维模式的中式语言可以描述西方真实环境么？其实可以的，说的宪政民主自由什么的，都是这类描述，否则中国人如方之类也就在根本上无法生活在西方了。换过来看一下，用西方逻辑思维可以描述中国的真实环境么？也完全是可以的，否则就解释不了西方人怎么可能生活在中国了（尽管很少）。这种相互解释的可行性，其实就作为&#8217;可翻译性&#8217;提出来了。 当然，也有吹毛求疵的说不可以完全通约，这其实没有什么奥秘。语言毕竟是有限制的，只要带着这些限制去思考，必定会有思维的局限或盲区出现。从宗教角度来看。佛说&#8217;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8217;就是这个道理。佛还说&#8217;法如筏喻。&#8217;意在放弃对法的执著，在这里来看，不过就是打破对语言系统的依赖，不说汉语说英语德语法语难道就不是中国人了？语言只是大家在一起方便使用而已，对的，就是个&#8217;方便&#8217;. 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还有忠恕孝悌等等，实际是指的道德伦理。由&#8217;爱人&#8217;而&#8217;推己及人&#8217;，&#8217;义&#8217;要合乎&#8217;礼&#8217;，达人达己，等等等等，要讲会有一大串。你说这些东西难道不可以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么？其实都差不多，仅举一例，民主自由的国家里的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呢？他们也许没有中国人对待父母那么孝，但从没有一个西方的普通人对正常养育自己长大的父母不怀有深深的感激爱等等这类人类最深沉的感情。你可以说他们不具有中国式的孝道，但你却不能说没有类似于中国人对父母的情感，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别“。 “道林格雷”对“不可通约”的批评是正确的。“政治哲学”上的“话语不通约”，其实非常类似于“科学哲学家”奎因所说的“译不准原则”。“译不准原则”说的是：意义单位不是孤立的语句，而是一个整体主义的语言系统；一个孤立语句不可能被正确无误地翻译成另一个语言系统的语句。从这个僵硬的“译不准原则”出发，库恩认为科学“范式”之间是不可比或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不是逻辑和认识问题，而是心理和信念问题。费耶阿本德也认为，理论的不可比是因为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经验。 后来的劳丹和夏佩尔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不可通约”观点。他们正确地认为，多数科学问题是独立于各种理论的“人类共同问题”，即便不同术语含义不同，人们依然可以通过术语内在的一致性、连贯性、简单性、预见性，来比较它们在解决经验和概念问题上的能力和速度。 由于知识背景的限制，说“无法用西方逻辑学去解析的东方话语系统”的人，显然不自觉地成了“译不准原则”的俘虏。中西方的确面临着相同的政治问题，中西方的不同，只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和话语的不同。不同政治话语有相同的“问题域”（如官僚问题），不同政治话语也有相同的“话语形式结构”（如政治实证和规范问题的方方面面），因此，政治话语之间的不同只是“形式结构”程度的不同。政治话语所对应的政治实践，也只是程度不同的问题；例如，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中西方的具体方式就有很大的程度差异。 归根到底，相同的“问题域”和“话语形式结构”使“政治话语”的交流成为可能；其实，有争论的不是交流的可能，而是交融的程度，是“全盘儒化”、“全盘西化”还是“全盘马化”的程度。 2，“话语通约问题”中的自我模糊与自相矛盾 但是，“道林格雷”却由“话语可通约”走上了“话语全通约”的另一个极端，他接着告诉我们：“若说西方人也对父母具有中国式的某些相似性，这是完全可行的解释。当然，反过来看东方亦然，西方人说什么自由民主，那东方难道不可以么？恩，恩，事情其实非常相似。……如果创造是可能的，从&#8217;过去&#8217;创造新的&#8217;现在&#8217;就可行了。那&#8217;现在&#8217;又有什么资格说&#8217;过去&#8217;就一定是&#8217;什么什么样&#8217;的&#8217;事实&#8217;？你或许只是在某一个&#8217;创造&#8217;出来的&#8217;现在&#8217;中才那么说。那要说过去有&#8217;宪政&#8217;其实也就无法说是错的，毕竟，你现在脑子里有了个&#8217;宪政&#8217;，完全可以是某种&#8217;过去&#8217;的缘。历史是一种复杂多向的东西，&#8217;过去&#8217;、&#8217;现在&#8217;、&#8217;将来&#8217;早已纠缠在了一起”。 “道林格雷”的问题就在于，他在正确地批评了“不可通约论”之后，却错误地陷入了空洞的“话语形式结构”议论而忽视了“问题实质程度”的讨论。 我支持他这个看法：“如果创造是可能的，从&#8217;过去&#8217;创造新的&#8217;现在&#8217;就可行了。那&#8217;现在&#8217;又有什么资格说&#8217;过去&#8217;就一定是&#8217;什么什么样&#8217;的&#8217;事实&#8217;？你或许只是在某一个&#8217;创造&#8217;出来的&#8217;现在&#8217;中才那么说”。但我认为他下面这个观点把上面的看法给冲销了：“那要说过去有&#8217;宪政&#8217;其实也就无法说是错的，毕竟，你现在脑子里有了个&#8217;宪政&#8217;，完全可以是某种&#8217;过去&#8217;的缘”。因为，当火烧火了的实质的问题是宪政的程度和种类时，“道林格雷”却用所谓“历史的缘”而把手头上的问题给取消了。结果，我们还是不清楚“儒家宪政”和“西方宪政”的异同。 我们已经看到，“话语不通约”否定了交流的可能性，“话语全通约”则取消了实质问题的讨论，而从“话语可通约”走上“话语全通约”则导致了“话语通约问题”上的自我模糊。这种基本概念的含混还会出别的问题。 杨晓刚写的“与方绍伟先生谈儒家宪政问题”一文，一开始采取了“话语不通约”的立场，可接着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宪政的本质到底是&#8217;限政&#8217;，还是&#8217;官民伦理的条文化&#8217;，不过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思维结论尔尔，好象很没有争论的意义，因为概念指向的是同一个事物。儒学者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宪政理论具备文化的正当性，以便于全民启蒙，唤醒&#8217;沉默的大多数&#8217;.当然，如方先生所说不能&#8217;以愿望反事实&#8217;，可方先生是否注意到了，儒学者对宪政概念的转换问题了呢？无视不同语境下的概念认知，进而武断，这是方先生所犯的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如果完全恪守了方先生的思维方式，进而穷推，那么任何两种语言之间就无法交流，无法翻译了”。 杨晓刚先是认为“不是同一种概念”（“不可通约”），接着又说“指向的是同一个事物”（有相同“问题域”），然后又突然认同“概念的转换”（“可通约”）。显然，在我原文的“可通约”设定面前，杨晓刚的议论完全是自话自说的自相矛盾。所谓“儒学者对宪政概念的转换”，我在原文里说得很清楚：如果硬要说“原规则就是宪政”，“儒家宪政”也只是“臣民小道理要服从君王大道理”的宪政，这算什么宪政？此宪政非彼宪政。 3，“话语通约问题”背后的实质和方法 可见，实质问题始终是“宪政的程度和类型”。如果采用狭义的“西方宪政”概念，“儒家宪政”就因为“低程度的政治自由”而成为假命题；如果为了避免这个尴尬而采用“广义宪政”概念，“儒家宪政”在类型上就完全不同于“西方宪政”。正是由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模糊，杨晓刚才接着说：“礼乐的概念转换为现代语境就是&#8217;法律制度、文化道德&#8217;，涵盖面是很大的。方先生指责孔子没有看清当时社会的实质问题，可先生听清孔子说的是什么吗？” 礼乐的概念当然可以转换为现代语境的“法律制度、文化道德”，但它难道就涵盖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了吗？在我看来，杨晓刚跟我一样听清了孔子说的是什么，却没有弄清“西方宪政”和“儒家宪政”在“政治自由”上的差别是什么。注意，我这里说的不仅是指“西方宪政”的概念本身，而且还指“西方宪政”概念背后的方法论。 杨晓刚的宪政概念模糊又在下面这句话里表现出来了：“在方先生别的文章里看到先生对民主的排斥，很是不解。民主与宪政在历史渊源上是可分的，但现代意义的宪政是与民主不可分的。没有民主，那宪政的合法性在哪里呀？我个人理解的新旧社会之别，在于新社会应是权为民所赋，法由民所定，而民从之；旧社会就是官由君定，法自君出，而民从之”。 这句话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可一旦深究概念和方法论，它就完全是错误的。从“民主与宪政在历史渊源上可分”到“现代宪政与民主的不可分”，这其中的逻辑断裂是个什么问题？可分的东西什么时候突然又不可分了呢？这背后的历史当然就是“精英宪政”到“大众宪政”的渐进历史。所以，宪政的合法性不是在现代突然“民主化”出来的，而是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渐进出来的。你也许要说，西方的渐进民主谁不知道啊？问题是，知道是一回事，理解后变成自己的思维又是一回事。 杨晓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他真的理解了宪政，他就不会说“现代意义的宪政是与民主不可分的”，因为西方的“现代宪政”与“现代民主”只是在常识意义上是不可分的，在实际运行上其实是可分的。第一，英国的“议会主权”仍然存在“精英主义”的痕迹；第二，美国的参议院依然是“联邦主义”而不是“大众民主”的（连罗伯特。达尔都在《美国宪法有多民主？》一书里大发抱怨）；第三，司法独立和法官任命依然是“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确不是一回事。 我这里要说的还不是宪政与民主之间必然存在的内在对立，我要说的是：宪政与民主在常识意义上的不可分，其实与“大众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历史上无关”。关键就在于对“西方渐进民主”的解读，同样是知道这个历史，杨晓刚的解读是“宪政依赖于大众合法性”，我的解读则是“一开始的精英宪政根本不依赖大众合法性”。这背后的重大区别是方法论：杨晓刚的方法论是“结果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我的方法论是“过程主义”和“实证主义”的。 所以，当杨晓刚说他“在方先生别的文章里看到先生对民主的排斥”时，我就非常清楚，他的方法论根本不可能读懂我的方法论。问题就在于我理解他的立场和方法论，而他却不理解我的方法论和立场，即“规范冲动”读不懂“冷酷实证”。很简单，我从来没有“排斥民主”，我从来只“分析民主”，我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之后不提出任何规范主张，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排斥民主”。 当杨晓刚说“新社会应是权为民所赋”时，我敏感地读到的是“应是”两个字。我要说的是：杨晓刚的“结果主义”和“规范主义”本身是毫无问题的，可一旦以“结果主义”和“规范主义”去分析“西方宪政”（类似于姚中秋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中用“规范主义”去“发现中国的宪政传统”，见“选举网”2011-8-2），他就必然把“是什么”和“该怎样”混为一谈，他就必然把“历史”和“价值”混为一谈。注意，正如我不“排斥民主”一样，我这里也根本不是在“排斥价值”。我这里只是提醒，你如果真把自己当成学者，你就先老老实实地“冷酷实证”之后再去“规范冲动”，特别不能以“规范冲动”去批评别人的“冷酷实证”，因为当别人“冷酷实证”之后，别人的“规范冲动”说不定比你的“规范冲动”更激烈。 所以，当杨晓刚说：“&#8217;全盘西化，不只是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和信仰&#8217;.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吗？没了文化自觉，没安好心，那还叫什么精英，不过是一群无良的文人”。我知道他在以“规范冲动”批评我的“冷酷实证”，可即便他说的与我无关也不应该出现，因为我在原文里说得已经不能更清楚：本文不代表对儒化或西化的支持或反对，本文只讨论“儒家宪政”是不是谎言，不关心中国该不该儒化或西化。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4，对“西学话语”的反感 我认为，杨晓刚不中要害的批评不是在无话找话，它反映的还是他对“西学话语”的反感。但是，正是这种反感，杨晓刚的思维矛盾就从“话语不可通约”和“话语可通约”的含糊，进一步推到了“要西方宪政”和“不能怪儒家”的含糊。 对“西学话语”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隐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再一次冲消了对实质问题的讨论。实质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宪政”与“儒家宪政”的异同，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在只有“儒学话语”的古代中国，“儒家宪政”的提法就不会引起现在这种争论。问题是，当我们生活在“儒学话语”、“西学话语”和“马列话语”并存和交融的现代社会时，话语的相互渗透和评说就不可能避免。这时，对“西学话语”的反感，只有在强烈的规范分析中才能成立。可如果我的原文只是借用“西学话语”进行实证分析，规范的批评就是无的放矢。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说中国话了”也不能成立。何况现在还有谁能说出纯粹的“儒学话语”？ 我一再提出不要“冲消对实质问题的讨论”，因为杨晓刚在“规范主义”、“西方宪政”和“民族情绪”的混乱中把“儒家宪政”讨论的实质方面勾销了。杨晓刚是这么说的：“所谓的儒者，在古代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学者的统称，并不是指专业卫道士。对于现代的学者来说，自辛亥以后，可谓觉醒了吧，主张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吧，但成功了吗？中国只是变得越来越黑暗，这能全怪学者本身吗？当代学者对当代政治又能奈何什么呢？将心比心才能言之在情，论之在理，把中国历史上所有问题归罪于儒家思想，归罪于孔子是很不地道的。对历史无需温情，冷酷一点也好，但总要公平吧。学者要有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要有文化自觉。抱着坏死这家人的态度所搞出来的思想成果，谁能信呀？” 杨晓刚的意思是：儒者不是专业卫道士，学者对政治其实无可奈何，不能把历史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儒家。在这些自言自语里，根本没有可讨论的实质问题，谁会把“历史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儒家”呢？ 实质的问题是我在原文提出的“儒家宪政的十大混淆”：事实还是愿望，政治制度还是政治道德，委托代理还是共治体制，制度建构还是制度运行，道德要求的宪政还是权力均衡的宪政，现实道德还是书面道德，意识形态还是信念信仰，逻辑倒推还是历史存在，自在实体还是背景文化，制度构建还是制度信仰，等等。 我说得很明白：所要打倒的“孔家店”不是社会“礼教”的“孔家店”，也不是孔子本人的全部思想，而只是“礼治”和“仁政”的政治道德主义的“孔家店”，是操作意义上反制度主义的“孔家店”，是“愿望型学术”的“孔家店”。当然，这里的“打倒”只是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孔家店”本身是不可能被打倒的，因为它太符合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结构”（仁政情结），也太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结构”（青天情结）。“儒家宪政”的本质，是企图调动“传统合法性”资源，把道德的民粹主义转换为制度的民粹主义。 其实，“孔家店”只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连孔子自己都只是“道具”，谈何“归罪于孔子”？纠缠于这些无关痛痒的方面，“儒家宪政”的实质讨论就丢失了。 5，“朝代更替”的原因 当国洪新说“在孔子这个问题上，我看不要借尸还魂，也不必掘坟鞭尸”时，他也落入了“归罪于孔子”的无中生有的俗套。但他在批评中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他认为：“先秦时的君臣关系，与西欧中古时代的君臣关系及其类似（例如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等），秦后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所以先秦时的君臣关系就是&#8217;契约型君臣关系&#8217;.……由于周灭商是以小克大，再加上其封建（原始意义上的）传统，所以周朝是个大共和体。而共和体制是中间状态，其发展方向就是极化，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帝制（欧洲由于英国的存在而走向宪政是例外）。与&#8217;中央家族政权的权力继承制度&#8217;无太大关系”。 国洪新的问题不在对历史的了解上，而是在对历史的解读上。说先秦时的君臣关系就是“契约型君臣关系”，可问题是这个“契约型”是中国家族主义之下的“契约型”，还是西方个人主义之下的“契约型”？这涉及了“儒家宪政的十大混淆”中的“自在实体还是背景文化”问题，要害在于，为什么中国式的“契约”最终没能走上英国式的宪政？所以，脱离“契约”的政治文化背景谈“契约”就毫无意义，“道德契约”与“法律契约”的差别才是本质。 说周朝的分封共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帝制，这个判断完全游离了“朝代更替”的实质问题。孔子羡慕“周礼”，那是因为他以为“文王奠基、武王定鼎、周公主政”就能避免“礼坏乐崩”。这里可以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孔子的认识正确，二是认为孔子的认识错误。国洪新避开这个问题，然后认为“分封共和导致帝制”，否定我说的“中央家族政权的权力继承制度”出问题。可是，在中国历史面前，周秦更替是个被缩小了的问题，朝代更迭才是个真问题。 同样热衷于“儒家宪政”的经济学家盛洪，在他的“天命与民权——探寻中华文明的宪政框架（之一）”（见《当代儒学》2011年春季号）中提出：“祖神合一或政神合一的祭祀文化葬送了商人的统治”。可问题是，周公“实现了祖神分离或政神分离”的“宪政改革”也没能避免周的崩溃。 我要说的是：中国古代从“分封的专制”、“极权的专制”到“混合的专制”的演变，跟“礼坏乐崩”、“共和不稳”或“政神分离”都没有太大关系，历代讨论的“郡县与分封”、“制与政”等等也不是关键，问题只能从“家天下”的“终身专权和权力继承制度”中去找。 6，结语：三套“政治话语”的“辩论规则” 在“儒学话语”、“西学话语”和“马列话语”三种政治话语共存的情况下，交流和对撞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话语者要对“辩论的规则”有足够的敏感，不要把规范问题与实证问题混为一谈，不要对方法论问题毫无感觉，更不要用形式问题来取消对实质问题（如儒学的具体制度选择及其可操作性问题）的追问。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说中国话，而是在说中国话时“方法论”的区别远远超过了“政治话语”的区别。“话语不通约”往往只是回避实质问题的借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方法论转变”所涉及的“思维费用”和“自尊费用”太高。]]></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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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王荔蕻遭起诉 律师对庭审不乐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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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17 Jul 2011 13:31:45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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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美国之音记者：黎堡（香港） 图片来源: 赵连海提供 维权人士王荔蕻 依照中国法律，如果王荔蕻“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成立，她将面临长达五年的有期徒刑。她的儿子齐建翔说，母亲正坦然面对当局对她的指控。 中国北京司法当局决定正式起诉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一些维权人士表示愿意到法庭为他们心目中的好人王大姐作证。辩护律师担心，法院不会公平公正审判王荔蕻。 北京市一家检察院已经决定正式起诉近些年来活跃在中国各地维权事件第一线的北京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并准备下星期将案件移交法院。 中国北京司法当局决定正式起诉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一些维权人士表示愿意到法庭为他们心目中的好人王大姐作证。辩护律师担心，法院不会公平公正审判王荔蕻。 北京市一家检察院已经决定正式起诉近些年来活跃在中国各地维权事件第一线的北京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并准备下星期将案件移交法院。 *韩一村：案件下周移交法院 预计下月开庭* 为王荔蕻担任辩护人的北京知名律师韩一村说，预计法院下个月会对他的当事人开庭审判。 韩一村说：“7月15号我给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主办检察官张楠打了电话。她告诉我，检察院已经决定对王荔蕻提起公诉，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下周移交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她的案子一送到法院之后呢，法院立案庭收到后就把它归到刑庭，刑庭还得确定主审法官。主审法官得阅卷，然后通知律师会见被告人，然后再决定开庭。这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今年五十六岁的王荔蕻积极关注弱势群体，并因此多次被当局收押和骚扰。今年三月二十一号她被警方带走，一个月后被当局正式逮捕，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据信，她最近一次被拘押是因为她积极关注福建三网友案，并率领其它网友去福州一家法院外声援这三位网友。 *儿子齐建翔：法庭让被告证人作证机会不大* 曾参与声援福建三网友行动的一些网民公开表示愿意到法庭为王荔蕻无罪申辩作证。不过她的儿子齐建翔说，法院很可能不会让他们去法庭作证。 齐建翔说：“我想(他们)去的机会不大，因为当年福建三网民案，林秀英和聂志雄居然都没有出庭，这两个人是关键的证人，都出不了庭，那我妈这样的，肯定&#8230;这些人的关联性就更小了。” 辩护律师韩一村说，已经接到一些民众要求到法庭作证的请求，但是否有必要传唤这些人到法庭作证还为时过早。 *韩一村：公检机关违反律师法* 对于法院能否公平公正审判王荔蕻，韩律师不感到乐观。他说，公安和检察机关在案件侦察和决定起诉期间都有违背法律的行为。 韩一村说：“在公安局侦察阶段，王荔蕻被拘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看守所规定，在侦察阶段(律师)会见不能超过两次。它限制了律师的执业权力，同时也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力，属违法行为。案子到了检察院以后，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有权查阅复制案件材料，但是主办检察官张楠拒绝律师的要求，仅仅提供了公安局出具的起诉意见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主办检察官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才能再讨论是否起诉王荔蕻。而事实上，检察官张楠没有汲取我们的意见，明显地弄权枉法，令人愤慨。” 记者没能联系上检察官张楠，但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网站称她是一位年轻又尽责、努力为妇女维权的检察官。 *齐建翔：我妈很从容坦荡* 依照中国法律，如果王荔蕻“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成立，她将面临长达五年的有期徒刑。她的儿子齐建翔说，母亲正坦然面对当局对她的指控。 齐建翔说：“律师上次去看的时候，我妈的态度还是很从容、很淡定的，很坦然、很坦荡，说明她充分估计到这个结果，而且也做好了准备。我很支持她。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不是我妈出了什么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大家都能站出来帮助别人，而不需要考虑任何的政治风险，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王荔蕻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8230;..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 去年被当局囚禁期间其家属曾得到过王荔蕻关照的著名维权人士赵连海上星期在网上发起了释放王荔蕻声援和签名活动，表示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不能沉默，否则更多的人会遭受同样待遇。]]></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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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藏文编辑扎西热丹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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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4 Jul 2011 13:39:3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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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国际笔会动态]]></category>
		<category><![CDATA[扎西热丹]]></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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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紧急行动网络2009年33号第一次补充 2011年7月12日 中国西藏：作家、编辑被判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藏文作家、编辑扎西热丹（笔名铁俄让）于2011年6月2日因其批评政府的作品被判刑4年。狱委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扎西热丹以及所有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而关押的人员。 根据笔会的信息，藏语文学期刊《夏东日》（东边的雪山）编辑扎西热丹于2010年4月6日被捕，并未指明控罪而关押在中国西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看守所， 2011年6月2日在阿坝州法院受到秘密审判，直到7月2日才被外界报道。他被控罪名的详细信息尚未被确认，外界认为是因其出版的《血书》一书中揭露了2008年3月10日发生在拉萨和其他藏区的抗议活动真相而被控“煽动分裂”。25岁的扎西热丹原是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据报道在被捕前已经被监视一段时间。 另外三名作家也因在《夏东日》期刊上发表文章而被关押狱中，他们是东科、布旦和朵让云巴，据报道均因为发表有关2008年镇压事件的文章而于2010年6、7月间被捕。这些文章是已知发表在中国的关于2008年抗议事件最早的资料。该杂志很快被禁，但之前已在青海和甘肃等省被复制传播。东科、布旦和朵让云巴于2010年10月21日因“分裂罪”在四川阿坝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在2010年12月31日被判定“煽动分裂国家罪”，东科和布旦被判刑4年，朵让云巴被判刑3年。关于《夏东日》作者和作品的更多信息参见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news-reports/three-more-tibetan-writers-sentenced-prison 背景资料 2008年3月在拉萨等地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在西藏进行镇压，据报道当局任意逮捕和过度使用武力对付不同政见者。从藏区发出的报道现仍受到严格限制，逮捕还在继续。 请发出呼吁： ——抗议对西藏作家扎西热丹的判刑，并寻求对其罪名的详细信息；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编辑扎西热丹和作家东科、布旦、朵让云巴，以及所有违反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被关押人士。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张庆黎书记 请注意没有中国有关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您要求您所在国家的中国外交人员转交您的呼吁。 您可能会发现写信给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并要求其将您的呼吁转交会更容易。大多数使馆有责任向该国有关官员提交此类呼吁。一封由您所在笔会知名人士签署的信或请愿书会使您的呼吁更有可能被转交。同样如果您的呼吁公开发表在本地报章并将其复制给中国大使，也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部分中国使领馆联系方式参见：http://www.embassiesabroad.com/embassies-of/China **如果晚于2011年8月15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0）20 7405 0338传真：+ 44（0）20 7405 0339电邮：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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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发课公司涉税案今天举行听证会</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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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4 Jul 2011 13:32:22 +0000</pubDate>
		<dc:creator>wipc</dc:creator>
				<category><![CDATA[狱委会]]></category>
		<category><![CDATA[艾未未]]></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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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艾未未与妻子路青 澳广【时事报道】发课公司涉税案今天举行听证会（2011年7月14日）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定于今天（星期四）对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和他妻子路青的公司，北京市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举行涉税案的听证会，允许发课公司就税务当局所提出的巨额补税和罚款要求正式表明态度。稍早时北京地税局新近要求发课公司补交税款，和罚款，总额为1千2百万元人民币。 今年4月3日，艾未未突然被捕，并在没有任何公开起诉的情况下，被秘密关押了超过2个半月的时间，在国际上引起人们强烈的抗议。官方后来的解释是，艾未未及其公司涉嫌逃税。 艾未未的好友，知名人权律师刘晓原在接受澳广记者方腾采访时介绍一些有关这次听证会的情况。 刘晓原律师说，发课公司参加今天听证的是夏林律师和一个注册的税务师。公司法人路青也会参加听证会。但是刘律师说，他前天晚上见过艾未未，他表示不会去参加听证。 刘律师简单介绍了他对听证会的看法。“听证会是这样的，税务机关要他们补税400多万，处罚700多万。税务机关要拿出处罚的理由和事实依据。作为公司就可以针对税务机关提供的一些证据来发表一些意见，或针对这个情况来反驳。” 刘晓原律师说，这次听证是不公开的。他说前几天发课公司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负责这次听证的第二稽查局提出，要求公开听证，但是税务当局不同意。刘律师说，根据中国行政府处罚法的规定，听证会一般是公开进行的。不公开进行听证的话只有3种情况。 “一是涉及国家秘密、二是涉及商业秘密，第三涉及个人隐私。发课公司逃税的案件应该不涉及国家秘密，第二也不会涉及个人隐私，另外发课公司认为也没有涉及到商业秘密。据税务机关答复说，会涉及到其它公司的商业秘密。因为发课公司可能会与其它公司发生金融业务。但是在发课公司问及此事时，税务当局没有说涉及哪个公司秘密。” 刘晓原律师分析了不公开听证的原因。“它可能还是担心有大批媒体来旁听。如果公开听证的话媒体和公众都可以去旁听。” 自6月23日，艾未未被取保候审之后，一度遭到北京税务机关人员上门恫吓威胁，官方媒体声称公安机关已查明其控制的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缴纳巨额税款、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犯罪行为。 据报，在离听证会召开不到三天的情况下，发课公司及律师依然无法与重要当事人发课公司经理刘正刚和会计胡明芬取得联系了解情况，所有会计账簿均被办案部门扣押无法查阅。 警方却称他们2人已经获释。税务机关既不联系两位重要的当事人出席听证，也不公开举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无法向国内外社会表明税务机关自身依法办案的公正性。]]></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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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刘逸明：宋祖英的香肩为何碰不得？</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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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2 Jul 2011 06:49:55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category><![CDATA[会员新作]]></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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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6月21日，河南省濮阳市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到场的有很多大腕明星，其中就包括宋祖英。参与互动的观众都是各单位选派出来的干部职工，不少观众热情过头，多次冲上舞台，抢着与宋祖英等明星合影，更有甚者做出不雅举动。在宋祖英演唱其间，有一位中年男子上台对宋祖英做出非礼性的动作，搂住宋祖英肩膀不放，摆出各种姿势合影。 前段时间，为了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大唱红歌，诸如宋祖英这样的明星被邀请到全国各地演出。濮阳作为河南东北部的一个地级市，知名度并不高，能请到宋祖英这样的大腕明星，估计当地的官员和群众都会觉得三生有幸，所以，在宋祖英到濮阳演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一个都像是苍蝇见到肥肉一样，争先恐后地与其合影。合影就合影，相信宋祖英这样的大明星并不会太反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濮阳的观众太过分，抢着合影不说，有的还要勾肩搭背。 宋祖英到濮阳演出的事情，濮阳市以及河南省的媒体均有报道，但在起初的报道当中，并未提及宋祖英香肩被男观众搂着不放的细节。这个细节之所以在几天之后风靡互联网，原来又是因为网友在论坛上图文并茂地爆料。和其它很多热门事件一样，一个网友的爆料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帖子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往往也喜欢从网上寻找报道素材。在网友热议之后，很多报刊对宋祖英被男观众强搂的事情作了跟进报道。一时间，对此事的舆论形成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互动的格局，这就使得此事变得越来越火。在网友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濮阳官方作出决定，那就是将强搂宋祖英的男子免职，更让人惊诧的是，他还被行政拘留。 原来这位强搂宋祖英的男子是位官员，名叫王留聚。官员被拘留，按说民众应该高兴才对，但是，在很多人得知该消息后，纷纷为这位官员打抱不平。毫无疑问，这位官员强搂宋祖英的香肩的确有违道德，因为宋祖英毕竟是异性，别人不愿意就不应该霸王硬上弓。但是，从网上的照片看，该官员的举动还远远够不上违法，因为他并未碰触宋祖英的敏感部位，谈不上性骚扰。 相信很多人在看到宋祖英被官员王留聚强搂这一幕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央视美女主持人管彤在陕西省志丹县主持节目时遭县委书记祁玉江“熊抱”的事。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祁玉江的举动比王留聚的举动不知道要出格多少倍。然而，两件事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祁玉江在事后安然无恙，而王留聚则需要为此而失去自由数日。 在今天，很多中国人爱在口里念叨“男女平等”，但事实上男女却并不平等，倘若在濮阳演出的是一位男明星，估计即使女观众热情的尺度再大，也绝不会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熊抱”的场景在演艺圈实在数不胜数，但至今都不曾听说谁因为“熊抱”明星而锒铛入狱的。那么，仅仅只是强搂宋祖英香肩的官员为何就这么倒霉？ 显然，宋祖英的香肩不是谁都能碰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碰的。事后我们得知，官员王留聚的级别非常低，但是，他却在和宋祖英合影的时候尺度最大，结果导致原本准备唱三首歌的宋祖英只唱了两首，这让濮阳市的官员大为光火，在网友和媒体的强烈关注下，为了迎合“民意”，有关部门便决定将王留聚免职，并且行政拘留。显然，王留聚被拘留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激怒了宋祖英，而是因为激怒了当地的高层领导。倘若强搂宋祖英的是濮阳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估计就不会被免职和行政拘留了。 当然，宋祖英的身份并不单单只是一位歌手，她还具有少将军衔，这个级别相当于一位省长或省委书记了。如此高级别的歌手，在到地方上演出时，她的香肩岂是地方上的官员相碰就能碰的？另外，坊间一直盛传宋祖英和中共已经卸任的前任高官是情人关系，倘若这种传言实属，那么，官员王留聚就更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被免职和拘留就更不稀奇。 早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共当局就开始高呼“依法治国”，但是，从这些年的法制状况看，中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老百姓的工具。很多贪官动辄贪污受贿数千万乃至数亿元都可以苟活于世，而普通民众即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有可能被判以重刑。王留聚因为强搂宋祖英被免职，这种惩罚并不过分，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官员身上，但是，他被拘留则是有关部门对法律的滥用。倘若强搂宋祖英的是一位平头百姓，被刑事拘留甚至判刑都未可知。此事再度证明，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 2011年7月3日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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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严家伟：“洗脑”香港难免，“专政”搬到外国</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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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2 Jul 2011 06:48:52 +0000</pubDate>
		<dc:creator>小溪</dc:creator>
				<category><![CDATA[思想视野]]></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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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政”与“洗脑”就像是—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东西，两张面孔。毛泽东对专政下了个很“经典”的定义叫做“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老毛说的“他们”是指毛太祖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彭德怀、刘少奇都在内。所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整肃，就因为他上万言书指责了大跃进与人民么社，这就是“乱说乱动”，故“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而刘少奇对“大跃进”中、与人民公社下饿死几千万人，不按毛的意图说成是“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而定义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样被毛泽东视为是“乱说乱动”，那怕他是什么“共和国”的主席，照样“取缔”，照样“制裁”直到整死。这就是一党独裁、一人独裁“专政”的霸道。 相比较而言“洗脑”则显得要柔性许多。但正如民间有句俗话所说的那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洗脑”就好比是一杯“敬酒”，满脸笑容地端到你面前，而“专政”则好比是—杯“罚酒”，你不愿喝也得喝。不管“敬”还是“罚”目的都只有一个，要你喝酒，要你接受它那一套八股教条式的“价值观”，与其“高度保持一致”。这样的事在中国大陆早已司空见惯了。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吃“敬酒”接受“洗脑”，认同党文化的说教。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在经济上的“崛起”，这一套做派已渐渐有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态势了。 首先在名义上还是“一国两制”，还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近年来言论空间不断受到压缩，媒体被要求“自律”的压力，已使多数香港人显得忧心忡忡。本世纪初虽然通过百万人大游行，成功地抵制了“基本法23条”这个恶法的出笼，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恐怕至今仍是港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但一痛未消，二痛又临。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提出的施政报告，香港教育局最近推出了所谓“国民教育的课程指引谘询文件”，并决定明年秋天在全港500多所小学推出国民教肓必修课。以期后年起在小学施行。香港当局此举明显是遵奉胡锦涛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呼吁“加强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而采取的。与此同时还提出要增加关于“基本法的教育”。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就是要把大陆的政治灌输的那—套“教育”搬到香港来施行。因此引起港人极大的质疑与反感。 据香港《明报》报导，由拔萃男、女书院等22家传统名校组成的“辅助学校议会”已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首次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意见书反对通过新的独立必修学科推行德育及包括国民教育的公民教育。该议会还认为，拟定课程的架构过于偏重“国家”方面的范畴，与个人、家庭、社群及世界这4个范畴失去平衡。公开信表示，“德育须由修身齐家做起，个人成长及家庭生活方面有深厚和正面的价值教育，才能为国民素质打好基础。” 与此同时，一个由“90后”青年团体和社运人士组成的“学民思潮”组织在社交网站“脸书”上设立专页，呼吁学生参加七一游行，表达他们对设立国民教育科的不满。该组织批评说，国民教育科与“小学常识科”和“中学通识科”存在重叠，导致原来科目的教学时间不足。它还批评这个科的课程管制思想空间，有“洗脑”之嫌。据了解，已经有上千人在这个网页上表态要参加游行。 因此不难看出香港教育当局此举，就是要把本不是中学（特别是小学生）应关注的政治问题，以所谓“国民教育“的形式去代替和排挤掉“小学常识科”与“中学通识科”这些适合孩子们学习的内容，而去灌输类似中国大陆学校的“热爱党国”之类的党文化的内容。正如一向关注国民教育问题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鉴于中国当局在很多历史事件上只谈好的一面，对八九民运、六四等事件则避而不谈。因此这个所谓的国民教育课，实际上是对学生片面的灌输。名曰“爱国教育”，实则要你爱党。使香港中、小学生从小便被“洗脑”、误导为只会听“党的话”的无独立人格的“驯服的工具”。 与此同时中共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则力挺港当局的这一计划。并称：“香港人需要加强国民教育，而且这样做有利于香港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来的伟大成就”。真是一语泄出“天机”，原来一切是为了“爱党”！ 如果说香港虽名义上有“一国两制”之说，但终究属“党天下”的“莫非王土”与“莫非王臣”。似犹可说也。而位于北美的加拿大，则是万里之外的“蛮夷之邦”与我“天朝”何涉？然而2011年5月加拿大联邦议会举行大选。有19位华裔加拿大公民参与议员竞选。怪事却出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据外电报导，安大略省中医联合会要求三名华裔候选人明确表态，与台独、藏独划清界线。立即引起加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指出，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医联合会，作为一个专业性的非政府、非政治组织，在加拿大大选中，如果注重候选人对中医在加拿大的处境的态度则完全在情理之中。同时作为加拿大公民，更应该注重候选人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态度和立场。如果该中医联合会要求这三名华裔候选人，就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问题表表态，也是可以的。但该中医联合会，却去要求候选人就台独和藏独这些与加拿大的国内政治完全不相干的问题表态，你这不是“狗咬老鼠&#8212;多管闲事”吗？与其如此，你为何不让这三位候选人在事关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上表个态呢？如果说你们这是为了爱原来出生的母国，那你们首先就该关心母国和你们同胞&#8212;-中国大陆民众的人权状况。为何对此保持可耻的沉默，却去讨好卖乖地大谈什么台独、藏独，要竟选加国议员的华裔候选人表态、效忠，其司马昭之心不是路人皆知了吗？ 恕我直言，像该中医联合会这样—群“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先生语），他们一方面用实际行动抛弃了自己出生的国家，当然是为了去享受西方先进民主国家的物质文明与民主、自由、充分尊重人权的良好社会环境。“人往高处走”本无可厚非。但你“享受”完了，却不但不对国内受压迫的同胞稍表同情与支持，反而频频向强权压迫者抛去媚眼，以期再捞点好处，得点“糖”吃。真映证了中国那个不大好听的比喻词“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甚至是婊子、牌坊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巴望不得自己享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对别人则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海外这样的无耻之尤，还却大有人在。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时，那些张牙舞爪、大打出手、像义和团邪教拳民的海外红卫兵，就在奥运史上留下了最肮脏、最耻辱的—页。当时不少正义舆论纷纷惊呼：“专政”专到自由世界来了！ 近年来，随着所谓的“和平崛起”，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少数华人小丑，正在尝试着把“专政”的“模式”向民主社会“移植”。虽然这种狂妄的企图，肯定不会得逞。但也决不可小视这群丑类。正像不可小视一只苍蝇，会造成霍乱病发生—样。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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